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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一大会场突遭搜查之谜
来源:《党史博览》2013年第8期  作者:徐云根  点击次数:3282
■一大会场突遭搜查■
      1921年7月23日,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106号(今兴业路76号)正式开幕,共产国际代表马林、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。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在会上热情致辞,李汉俊、刘仁静任翻译。
       在开幕会上,代表们具体商讨了大会的议程和任务,一致确定先由各地代表向大会汇报各地区的工作情况,然后?#33268;?#21644;通过党的纲领,制订今后工作计划,最后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构。7月24日,代表大会举行?#35828;?#20108;次会议,由各地代表向大会汇报本地区党团组织的情况。25日、26日,休会两天,用于起草会议文件。代表大会召开以前,虽然进行了一些酝酿准备,但由于人员分散,时间仓促,未能事先起草好供代表们?#33268;?#30340;会议文件。根据马林的建议,决定由张国焘、董必武、李达等人组成起草委员会,用两天时间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。
      7月27日、28日和29日,这三天分别举行了三次会议。在这?#22797;?#20250;议上,代表们集中精力?#20113;?#33609;委员会起草的《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》展开了认真详尽的?#33268;邸?#22823;家各抒己见,互相商讨,既有统一的认识,又有激烈的争论。
      代表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、任务以及最终奋斗目标取得了共识,而对南北政府(当时广东政府与北洋政府并存争雄,俗称南北政府)的看法,共产党员能否在?#32456;?#24220;里做官?#20219;?#39064;则有较大的分歧,会议没有作结论,容后再议。
      7月30日晚,代表大会举行第六次会议。按原定计划在这次会议上先由共产国际代表讲话,对中共建党的一系列问题发表意见。然后再?#33268;?#36890;过《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》和《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》。晚上8点多钟,会议刚开始不久,一个中年男子突然闯入李汉俊住宅,掀开门?#32972;?#23460;内在座的人们环视一圈。这个陌生人的突然出现,引起了大家的警觉,当?#27425;?#20182;是干什么的,来人含糊地回答要找社联的王主席,接着又说找错?#35828;?#26041;,表示抱歉以后,匆忙退了出去。此处附近是有个社联,但这个组织并没有设主席,也没?#34892;?#29579;的人。
      马林有长期秘密工作的经历,警惕性很高,在询问了情况以后,机警地说这个人一定是“包打听?#20445;?#21363;密探),并建议会议立即停止,大家赶快分头离开?#35828;兀?#21482;留下李汉俊、陈公博两人。
      十几分钟以后,法租界巡?#26007;?#27966;出的两辆警车在望志路口停下,车上冲出10多人包围了李汉俊的住宅。三名法国警官带着四个中国密探进入了室内,法国警官一行在搜查中未发?#32456;位?#21160;的证据,又得知此处是李汉俊的哥哥、曾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李书?#22681;?#20891;的公馆,同时由于李汉俊利用编辑“新时代丛书”的工作,机智灵敏地把巡捕的盘问应付过去,最后化险为夷。但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最后一天的会议,不得不转移到嘉兴南湖举行。那么,突然闯入的中年男子是什么人呢?#20811;?#21448;是怎么发现一大会场的呢?
经过多年的考证,闯进会场的中年男?#29992;?#21483;程子卿,江苏镇江人,生于1885年,读过三年私塾,因与黄金荣是结拜兄弟,又臂力过人,虽然不会讲法语,还是进入了上海法租界巡?#26007;?#20219;职,先做巡捕,后升至探长。程子卿在法租界巡?#26007;?#24037;作期间,也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。1949年后,宋庆龄向有关方面说明情况后,程才没有?#36824;?#36827;监狱。1956年,程子卿在上海去世。
      但是,对于程子卿侦查到一大会场的原因,至今仍然众说纷纭,莫衷一是。

■马林因素说■
     在中共一大代表的有关回忆中,说到被搜查原因的?#20852;?#20154;,有两人说是因为马林的原因而被搜查的。张国焘说:“当时我们保密观念很薄弱,可能当大会在博文女校进行时就已为警探所注意,那次改在李家举行也未逃掉他们的耳目,所以他们很可能有一网打尽之计,故选在马林与尼克尔斯基参加时下手。?#32972;?#28525;秋的回忆与张国焘的说法相近,他说:“我们的推测,侦探发现我们的会议,是由博文女校跟踪而得的。”李达回忆说:一大会场被搜查“这是因为马林用英文大声演说,?#24615;?#30528;说了好?#22797;?#20013;国共产党,被法国巡捕听去了,所以才有那一场风波?#34180;?#33891;必武说:“开会为什么被敌人发现呢?因为那时,外国?#35828;?#20013;国人住的地方是不太多的,国际代表马林进去时有人?#36879;?#30528;走进去了。”以上的回忆都只是他们自己的推测,没有什么根据。
      后来学者任武雄研究发现有档案资料说明,中共一大会场被搜查是由于马林的行踪早已暴露引起的。
     马林,荷兰人,原名亨德立克斯·斯内夫利特,1902年参加荷兰社会民主党,1913年在荷兰殖民地爪哇进行革命活动,1919年被爪哇当?#26234;?#36880;出?#22330;?920年参加共产国际二大,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成员。1921年3月,他奉共产国际命令离开莫斯科赴上海,途经维也纳,领取去中国的签证时被拘捕,后在友人与律师的帮助下获释。维也纳当局对于他打算去的国家一律作了通知。因此,马林自?#20998;?#21040;上海,沿途?#38469;?#21040;严密的监视。荷属东印?#26085;?#24220;同荷兰驻上海总领事馆密切联系,并将他的情况随时通知上海英、法租界当局。这事马林在1922年7月11日写给共产国际执行局的报告中有详细说明。
      另据荷?#32426;?#20132;部几份档案记载,1921年6月17日,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致上海荷兰总领事的一封信说,斯内夫利特乘意大利船“阿奎拉”号到上海,住南京路东方饭店,化名安得烈森。7月14日离开南京路东方饭店,住进麦根路32号公寓。
     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,马林一踏上中国的土地,即处在英、法租界巡?#26007;?#30340;监视之下。7月30日晚,马林到李汉俊家开会,也被盯梢。马林与一大代表离开李汉俊家以后,巡捕前来搜查,特别反复询?#19990;?#27721;俊、陈公博,那两个外国人是谁,因为巡捕心中已有疑窦。
      日本学者石川祯浩也认为,马林在维也纳被捕以后,马林的中国之行显然已经受?#20132;?#30097;。到上海后,警方也没有放松对他的监视,这从各国警方屡屡相互通报他的住处等情报和部分往来信件?#37096;?#24471;出来。马林?#28304;擻兴?#23519;觉,采取了一些措施,如通过别人收发信件和电报等。虽然还没发现有关马林在中共一大期间行动的警方资料,但是,马林在会议期间被盯梢的可能性是很大的。实际上,警方当时已经得到共产主义组织要在上海开会的情报。日本警视厅6月末得到的情报说,“上海支那共产?#22330;?#36817;期将召集各地代表开会,日本人也将参加。这份报告虽然把预定开会日期误作“6月30日?#20445;?#20294;开会地点却是“上海法租界贝勒路?#20445;?#21363;现在的中共一大会址所在的“?#26399;?#21335;路?#20445;?#19981;见得是虚报。这份报告没有涉及情报来源,我们不知道日本警视厅是通过何?#26234;?#36947;搞到这份情报的。但是,按照当时的外交惯例来考虑,日本警方的情报肯定是来自或者通报给了驻上海的各国租界当局。上海的租界当局很可能基于这些情报加强了警戒。事实上,法租界当?#21482;?#21046;定了一个条例,这很可能是加强警戒的一个步骤。这就是7月31日《民国日报》报道的取缔集会条例。该报道说,条例规定:自8月1日以后,凡集会须于48小时前取得法租界警察局长许可;秘密集会,或不事先申明集会目的者,一旦探知,即加?#28304;?#32602;。假如警方事前得到了共产党将要召开代表大会的消息,匆忙制定这样一个条例的目的也就很容易理解了。据陈公博《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》记载,警察在搜查会场时,误认陈为“日本社会党人?#20445;?#36825;也许印证了日本警视厅得到的大会将有日本人参加的情报。总之,租界当局在密切监视马?#20013;?#21160;的同时,肯定意识到了共产主义分子将要开展具体行动。在这样的?#38382;?#19979;,中共一大会场遭到搜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。
      但是,笔者认为以上这种说法似乎也不太合理,因为如果侦探已经跟踪了几天的话,或者说已经知道马林的行踪的话,何以最初几天会议能顺利进行?巡?#26007;?#26089;就应该动手捕人了,不可能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,贸然让程子卿单?#26469;?#20837;会场,从而惊动目标,事后再去,已是人去楼空。

■偶然发现说■
      学者朱华否定了“马林因素说?#20445;?#35748;为是程子卿偶然发现一大会场的,即程子卿向位于一大会场隔壁的全国各界联合会传达开会须提前48小时通知警方的命令时无意中发现了一大会场。朱华以前认为程子卿之所以能发现会场无非有两种可能。一是走错了门;二是因听到106号有外国人说话而起了疑心,于是强行闯入。但是后来根据材料,发现程子卿误入会场,是因为弄错了全国各界联合会的地址。
      7月2日,租界工部局的《警务日报》中附有一份关于全国各界联合会的专门介绍,其中提到,该会总部在“贝勒路106/108号?#20445;?#36825;很可能是“贝勒路树德里106/108号”李书城、李汉俊寓所的误记。因为:第一,这两家确实是打通的,“106/108号”的写法符合这一实际。第二,据《警务日报》的情报,全国各界联合会建立后,会?#20998;?#23569;搬迁了四次,1920年6月,其设在恺自尔路15/16号的总部还曾遭到法租界巡?#26007;?#30340;查封。而从7月11日到18日,《警务日报》四次提到了全国各界联合会,均未明确其地址为“树德里104号?#20445;?#20165;有一次含混写着“望志路贝勒路口?#20445;?#20294;是7月25日后,凡提到该组织,均不厌其烦地写明详细地址。因此,全国各界联合会搬入“树德里104号?#20445;?#20063;许是7月18日以后的事。在此之前,可能临时借用过李书城寓所。而情报没有那么及时的法租界警方,便让程子卿走错了门。说李书城可能借寓所给全国各界联合会,?#20849;?#19981;是随意想象,因为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政治关系。
      根据1921年8月1日租界工部局《警务日报?#32602;?#21487;以发现当年租界警方正在密切监视一个相当活跃的社团——全国各界联合会,它的总部就在法租界“望志路104号贝勒路口的树德里104号?#34180;?#24403;时全国各界联合会在政治上支持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政府,反?#21592;?#27915;政府,而法租界当局为了支持北洋政府,于是?#22242;?#36963;程子卿去向全国各界联合会传达社团开会须提前48小时通知警方的命令。另外,7月2日的《警务日报》曾误以为“树德里106号至108号”是全国各界联合会的地址,因此程子卿也不能确定联合会究竟是在树德里104号,还是在106号至108号。当他在树德里寻找联合会地址时,听到106号客厅有外国人说话的声音,于是就闯了进去,在一大会场内东张西望。据一大代表陈潭秋回忆:“李汉俊到客堂去询问他,他说是找各界联合会王会长,找错了房子,对不起,说毕扬长下楼而去。”这说明程子卿没有说假话,确实是把望志路106号当作全国各界联合会的地址,误闯入会场。
有人认为法租界警方下达取缔集会条例的命令,主要目的是针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或中国共产党的。但是朱华认为从资料来看,法租界警方当时的主要注意力一直集中在防范社团活动方面,这一举措也是针对社团的。早在7月24日早晨,程子卿等法租界巡?#26007;?#20390;探就前往贝勒路同益里5号的留日学生救国团总部,以开会须在48小时前函报警方并获批准为由,阻止该团体预定在当天上午举行全体大会。由于当时法租界巡?#26007;?#20013;国侦探人数很少,总共才6人,为了更?#34892;?#22320;压?#21697;?#36215;云涌的群众运动和社团活动,法租界当局在阻止留日学生救国团会议获得成功的基础上,进一步发布这样蛮横的命令,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实际上,公共租界早在1920年4月就发布了几乎完全一样的命令。
       因此,可以断定法租界警方7月30日晚的行动没有特定的针对性。正因为如此,?#32972;?#23376;卿发现一大会场时,一时也没有办法,只得回去找人来查拿。而这来回之间的时间,就成了一大代表们脱身的机会。

■程子卿其人其事■
      据1926年进入法国巡?#26007;?#24037;作的薛耕莘说,他听上司程子卿讲起过1921年搜查李公馆的情况。薛耕莘回忆说,那是20世纪30年代末的时候,程子卿跟他聊天,说1921年曾往李公馆搜查。当时只知道一个外国的“赤色分子”在那里召集会议。首先进入李公馆侦查的便是程子卿!薛耕莘说,程子卿是江苏镇江人,生于1885年,读过三年私塾,后来在镇江米店当学徒。在1900年前后,程子卿从镇江到上海谋生,在十六铺码头做搬运工。他在那里结识了上海帮会头子黄金荣等人,并与之结拜,人称“程?#20808;保?#23646;青帮的“悟”?#30452;?#20154;物。1905年,经黄金荣介绍,程子卿进入法国巡?#26007;?#24403;?#25628;?#25429;。程子卿连法语都不会讲,怎么会进入法租界巡?#26007;?#24037;作呢?原来,在米店里不断地拎米包,他练就了过人的臂力,这正是巡捕捕人时所需的“基本功?#34180;?#31243;子卿在上海法租界巡?#26007;?#26368;初做巡捕,后来升为刑事科的政治组探长。这个政治组专门处理法租界的政治性事件,组长为法国人萨尔礼。随着法租界政治性事件不?#26174;?#22810;,这个政治组后来扩大为政治部,程子卿担任政治部主任。
薛耕莘有个习惯,?#20179;?#35201;的见闻,必定记录于?#22987;?#26412;。他和程子卿当时的谈话,亦被他记于本子上。新中国成立后,薛耕莘曾被捕入狱,?#22987;?#26412;被收缴。那个本子如今很可能仍在有关档案部门保存。薛耕莘说,身为法租界的华?#25628;?#25429;,程子卿跟他一样,处于法国领事馆、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势力的夹缝中。程子卿在法租界有时也为共产?#22330;?#36827;步人士以及国民党左派做一些有益的工作,引起了国民党内右翼分子的不满。1931年至1936年间,程子卿曾先后收到七?#25991;?#21517;警告信,最后两?#20301;?#38468;有子弹。程子卿曾在上海徐?#19968;?#36335;打?#26234;?#38468;近遇刺未中。此后,程子卿上下班时,法租界巡?#26007;?#27966;员护?#20572;?#21069;后达半年之久,直到抗战爆发,才得?#20113;槳捕?#36807;。
      薛耕莘说,新中国成立后,程子卿意识到可能被捕,便求助于宋庆龄。因为程子卿在法租界巡?#26007;?#24037;作时,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:一些中共党员被捕,经宋庆龄等向他“疏通”而获释。这样,宋庆龄向有关部门作了说明,程子卿也就没有被捕。1956年他病逝于上海建国中路家中。薛耕莘因为在法租界巡?#26007;?#24037;作多年,熟悉那里的法文档案,例如政治性案件归在“S”类,捕人报告归在“R”类。关于搜查中共一大会场的情况,他认为,可能会在法租界巡?#26007;?#24403;年的“S?#34987;頡癛”类档案中查到准确的原始记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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